邓散木（1898—1963），20世纪中国知名的书道家、电刻家，罕有的集诗、书、画、印艺术竖立于零丁的特出艺术家。邓散木是果真的“名士”，亦然一位别传东谈主物。他晚年自沪进京，责任于东谈主民教训出书社，参加新中国第一次统编教材会战成都 男同，为小学语文课本前六册书写了沿途课文，并匡助制作了手简体字模，还撰写了学生字帖，对其时翰墨纠正、简化汉字作念出了积极孝敬，在新中国教科书中留住了一位艺术巨匠的深化钤记。对此，他在《六十自讼》（1957）中是这么说的：“国度百政新，兴革事弥巨。汉字病繁异，删简利众庶。招我来京都府，书范备镕铸。殚想供一得，何敢惜衰暮。”

    “名士”“奇东谈主”邓散木

    邓散木，上海东谈主，原名菊初，笔名铁，学名士杰，字钝铁、散木，别号粪翁、芦中东谈主、无恙、且渠子、厕简子，因动脉硬化截去左腿后更号夔、一足，斋名叫厕简楼、一长半短斋。他出身于裕如的世代书香，12岁考入英国东谈主开办的华童公学，16岁那年写过一篇可以的英文文章，被英国憨厚怀疑非其所作而拿戒尺敲打他的头。邓散木以为东谈主格受到侮辱，愤然把英文教科书付之一炬，从此休学在家自学作文、书道和电刻，十分千里醉，日夕不辍，当先神速。他曾写诗回忆谈：“磨真金不怕火碧眼胡，贱我如奴星。我亦强哉矫，罢学归杜门。埋首故纸堆，无师自钻寻。”（《六十自讼》）自后受教于韩不同和李肃之，又向赵古泥、萧蜕习书道、电刻，并自约极严，每天清晨即起，从事写字刻印，数十年从未拒绝。邓散木在20世纪30年代便以书刻而立名海上，曾在江南多地连开个展或师生展12次，引起中国书道、电刻界震撼，在艺林上有“北王人（白石）南邓”之称，也有“江南四铁”之说：一是“苦铁”吴昌硕，二是王冰铁，三是钱瘦铁，四是自谦为“钝铁”的邓散木。邓散木说：“我对电刻颇有心得，因之可以说有把合手的。书道不论碑本，见好就学，熟能生巧，也能应答。诗自问还可以，词则偶一为之。画无基本功，书酬酢汉典。前三者是我长处，后二者乃我之所短也。我之斋称为‘三长二短斋’即是此意。”

    邓散木的书道好，印更好，在电刻界可谓名高宇宙，其早年撰写的《电刻学》更是业界钻研绕不开的名著。知名书道家、前中国书道协会会长沈鹏在《邓散木的书道和电刻》（1981）一文中说：“现代老一辈有竖立的书道家、电刻家，一般说来都有相比深厚的传统功夫。其中有些书道、电刻家，还能在传统基础上奋勉调动。邓散木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邓散木于书道，真、行、草、篆、隶各体皆精。一般的评述者认为，邓散木的电刻竖立高于书道，有东谈主说他‘以秦汉为经，而纬之以皖浙，旁搜远绍，遂集大成’，是对他的电刻所作的一个玄虚性评价。”

    就诗而言，沈鹏在《再读邓散木》（1998）一文中说：“诗、书、画、印万能，文东谈主雅士一向手脚追求方针。现代有些字画家也有兼擅诗者，可惜我看到的有些作品，未免有‘为诗而造情’之嫌，再是诗意常停留在书、画自身的小圈子里，意境不广。……读了邓散木之作，我以为即便单以诗论，也应给予应有的位置。在此我要教导人人：邓散木的‘三长’之一——诗，当年万古候内相比鲜为东谈主知以致不为东谈主知，被另外‘两长’所掩。我但愿商讨邓散木的一又友，乃至商讨近现代诗词的一又友，不要健忘读一读邓散木的诗作，那处有着他桀骜的性格，浩繁的气概，执著的追求，深厚的功力。有了这些，他为治印而写的绝句也非归并般。”笔者查阅“民国时代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发现仅以“粪翁”“邓粪翁”为题的报刊文章50多篇，而以“粪翁”“邓粪翁”为名发表的文章则达60多篇，可见邓散木的“文”亦然相当高产的。

    邓散木照旧一位有良心、极富爱国心的艺术家。年青时，他对“国父”孙中山极为看重，成为三民主义信徒，并参加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变后，他对国民党极其失望，遂公开晓喻“脱离”国民党，并取“粪除”之意，更名“粪翁”，将居所定名为“厕简楼”，以示要同龌龊腐臭的世风分庭抗礼。对此，邓散木说：“粪字含有扫除之意，并不只指动物的排泄物，退言之，粪的自己也莫得什么可恶之处。况且我还用粪字来历练东谈主们的心绪。”他在《六十自讼》（1957）中也说：“行年当三十，去姓字以粪。非敢求惊东谈主，聊以托孤愤。”抗日干戈中，他屡次组织书刻名家举办展览、义卖来援救抗战。当他看到江山幻灭，东谈主民涂炭，心头如焚，示意我方愿为抗日献身，并有题竹诗云：“西望夔州一泫然，莫惭无力报涓埃；一枝聊寄风前意，杀贼原知要箭材。”但抗投诚利，虎去狼来，事与愿违，使其痛感我方窝囊，便借用《庄子·东谈主间世》“散木”之喻，更名为“散木”以自嘲。濒临管辖者不顾国度和东谈主民利益，弃和求战，卖国求荣，大兴楼馆，恋酒贪花过金迷纸醉的生涯，邓散木在气氛之余，写下一诗：“白袷堂堂老楚囚，披荆来吊旧金瓯。下方鸡犬无丹鼎，胜国衣冠有沐猴。复礼新镌法纪论，和戎早系庙堂谋。后庭玉树前朝迹，闲杀春江十四楼。”该诗领会出邓散木伤时感事的要紧情感，冷凌弃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丑恶嘴脸和反动履行，指出了这个没落集团势必退让的荣幸。1948年，曹聚仁在《前列日报》发表对于邓散木艺展印象记的文章，在标题上称他为“一个血性的须眉”。

    艺术家大都很有个性，邓散木过犹不足。他一世高傲孤傲，不顾外在，愤时嫉俗，恬澹功名，文学界流传有不少他的逸闻。郑逸梅《写市招的圣手唐驼》中说：“其先锋有两位名书家，商店素不求教，一邓粪翁，这粪字太不风物。一钱太希，商店独一但愿是赢利，这个姓和赢利有各异。”旧时文东谈主生涯贫困，写市招（商店牌号）获取润笔费是书道家借以贴补家用的枢纽开头。李昂《记粪翁》说：一次，一位财主请他写一幅中堂，说愿付两倍的润资，为挂在堂上雅不雅，独一的要求是题名无须“粪”字，遭其阻塞断绝。1936年报纸上曾记录，其时国民党又名“中委”，仰慕邓散木的书道，托东谈主送来巨资请为一火母写碑文，仅仅“心憾翁之名粪，因请更易”。邓散木愤而答曰：公厌我名耶？ 好意思名者滚滚宇宙皆是，奚取于我？ 我甘心饿饭，不成更名，“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粪翁取意“粪除”“荡涤龌龊”，还含有“视财富、显贵如粪土”的胸宇。

    邓散木好酒，且酒量惊东谈主。漫郎《粪翁谈酒》言：所饮多为绍兴花雕，章东明出品，尤嗜好酸酒，故酒中必略含酸味，方投翁胃口也。据他夫东谈主说，“粪老”曾与东谈主打赌，一下子喝了一坛黄酒，足足有五十斤，吓得别东谈主口呿舌挢。“粪老”家中的院子里分双方放酒坛子，一边是满的，一边则是空的，且他买酒从来不是像日常东谈主一瓶一瓶地买，而是一次进好几坛黄酒，放在院子里，喝完结就扔在空的一边。“粪老”性烈如火，喝醉后继续规戒毛病，扬声恶骂，旁若无东谈主。如斯真脾气的“名士”如今已不复存在，曾有七绝赞曰：“酒色智力是真东谈主，雕虫小巧也成尊，纵有千杯还不醉，东谈主间不复邓粪翁。”

    上海目田后，一向卓然自立、放纵形骸并无考究做事的邓散木，像换了一个东谈主似的，竟然作念起了上海里弄的居委会主任。以致像出板报、登记典籍、办扫盲班、顺序巡夜、读报宣传等琐碎责任，他都是亲力亲为，作念得防备其事、兴高采烈。其间，他还参加了上海市文联组织的土改责任队，到绍兴谈墟参加土改责任。新中国设立初期，字画电刻一度无东谈主问津，他不去从事书、刻，也就断了家庭经济开头，平时生涯就靠卖掉一些旧存书本、产品督察。诚然责任窒碍、生涯拮据，但他乐在其中，以为这才是我方为新社会、为大众所应该作念的。对此，邓散木在《六十自讼》（1957）写谈：“开门喜目田，初见宇宙清。长揖迎长者，胃我边幅新。诏我以天责，组织里与邻。所赖大众力，三年薄有成。常恐落时后，钝步追飙轮。聿免掉队耻，终知鲜补纫。”

    1952年，经他高足单晓天保举，为一家专制印刷字模的厂家信写了一批字体，很快受到了业界的贯注和欣赏。1954年，北京东谈主民教训出书社考究邀请他参加课本编出、汉字纠正的预计责任，他才算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生涯上有了保险，就带着家族，迁到北京，渡过了他艺术东谈主生的终末八年。

    课本“书写者”邓散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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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4年到1957年，在毛主席亲身骚扰下，由中组部、教训部连续从世界各地选调了150多位教训干部、学科巨匠和一线名师，汇注于东谈主教社进行新中国第一次教材会战，聚合编写一套中小学国度统编教科书。为了擢升教科书装帧打算质地，并使其插图、写字更为好意思不雅，又邀请东谈主民好意思术出书社的阿老、刘继卣、王叔晖、陈沙兵、林锴、沙更世、肖林、毓继明、费声福等，与中央好意思术学院的戴泽、靳尚谊、萧肃、汪志杰、邵晶坤、王恤珠、詹建俊、蔡亮，以及张振仕、姜燕、潘絜兹、王之江、傅乃琳、郭振华等一批画家参与其中。之是以预见和敦请邓散木，是因为主理这套教材编写的教训部副部长兼东谈主教社社长、总裁剪叶圣陶，与主理翰墨纠正委员会的文化部副部长、原出书总署署长胡愈之都想在新编的小学语文课本中，继承手写体的模样，一悔改去痴呆、单调的印刷体。他们认为，入学儿童应该学习和意识表率化的手写简体字，要进一步改变繁体字的印刷体成为简化的手写体，并改动原是印刷体的字模。在这个时候，国务院建设“中国翰墨纠正委员会”，安闲激动翰墨纠正，主若是处置汉字简化、践诺日常话和汉语拼音讯题，这对于包括教科书在内的世界书报刊的出书，都产生要紧影响——沿途由当年的繁体竖排，改成了简体横排的方式，数千年的传统表率和习尚被全面替代。这就要求新制作一套无缺的简化字模，其中简化字手写体的字模制作这项责任，就需要既闪耀书道又擅长电刻的东谈主来从事。于是，这两位当年一同耐久在上海出书界责任的老一又友、老共事探求后，便决定请在沪的两位合适的艺术家马公愚、邓散木来京作念手简印刷体的书写责任，并让曾经在沪责任多年的东谈主教社社务委员、出书部主任吉少甫专程去上海请他们。对此，吉少甫在《悼念憨厚胡愈之》（1986）依然有一段记录：

    大致是1954年的下半年，我代表胡愈熟悉上海去请两位书道家。马老（马公愚——著者注）因体弱多病不习尚于朔方生涯，没能遂愿请到。另一位邓散木，生于1898年，因激怒于旧社会的苛待，自号粪翁。他对楷、行、篆、隶各体皆精，谙习中国的“六书”，懂得汉字演变的由来。他更精于电刻。我总算靠胡愈老传授给我的一些对于翰墨纠正的学问，加上我方的一片诚笃，才把他请到北京，这大致是糟蹋了怀疑翰墨是否能够纠正的畏忌而参预这项劝诱的第一位书道家。那年东谈主民教训出书社开动新编开国后第二套中小学教材，考究使用简体字。”（《胡愈之印象记》，中国友谊出书公司1989年）

    邓散木对出书社的邀请一口首肯。证明东谈主教社编写出书的《低级小学课本语文》第一本（1955年6月初版），可以估计邓散木开动为新编教科书的书写责任时候，约莫是1954年底或1955年头，这时候他还在上海里弄担任居委会主任。东谈主教社并莫得要求邓散木移居北京，可他因其爱女家王人在北京矿务系统责任，配有一套公房，便决定携夫东谈主到北京与犬子同住在邱祖巷子，这么更便于与出书社预计责任，可以瞎想他对于到北京责任后有何等积极。东谈主教社档案记录，邓散木是1955年9月19日考究报到任职的。他在东谈主教社责任两年多，主要作念了两方面的责任。

    一是作为小学语文课本的“写字者”，为前六册手简了精采的课文（包括注音象征）、封面书名和插图诠释，并为制作新的汉字手简体字模提供了范本。以前的课本均为印刷体、繁体字，新编的全学科统编教材在内容、模样各方面都漠视了新的高要求。其中小学语文课本按照主理东谈主叶圣陶的遐想，低级小学沿途继承手写体的模样，一悔改去痴呆、单调的印刷体。于是，邓散木就用“波罗”牌钢笔尖（金笔头）和玄色墨水，历程屡次试写，用工巧妙整的小楷，全心写了初小第一本到第六册语文的沿途课文，从而使这套课本在模样上给东谈主以焕然一新的嗅觉。加上选材顺应、内容丰富、装帧好意思不雅、插图丰富，这套新中国首部统编小学语文课本从内容到模样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就课文手简体这极少，可以说自后的语文课本均未杰出，以致也未发现课文再继承手简体的教材版块。其原因除了老本大、费时辛苦除外，与莫得合适的书写者有很大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出邓散木的书道水温情艺术意境。

    值得一提的是，邓散木为这项责任考究书写过两遍，即造成了两个版块的手简本。第一次是1956年1月《汉字简化决策草案》公布之前，按照小学语文课文繁体横排的方式手简了一遍；第二次是《汉字简化决策草案》公布之后，汉字出现了515个简体字和54个简化偏旁，于是邓散木又按照简体横排的方式手简了一遍（见图“毛主席小时候奈何学习”一文的相比，但铅字简体字模尚未造出）。加上还要先后制作出两个版块的铜字模，可见这项责任是相当艰难的。

    字模用铜或其他金属制成，是凹型字符的铸字模具。其花式是先用电镀的花式，在手工雕塑的铅字上镀一层较厚的铜，然后把铜层剥下来，从后头浇铸铅或锌，再锯成小块，嵌入在铜坯上，便制成了字模。用铸字机通过字模将铅合金制成活字，用来进行活字印刷。电镀字模，价钱低廉、开拓浮浅，但加工时候较长，使用寿命低。邓散木既是书道家又是电刻家，他敌手简体字模的制作就比一般书道家技高一筹。他为小学语文课本和学生使用的字帖手简的简化字，都刻成了整版铜模，为出书社制作简化字模提供了圭臬和范本。缺憾的是，由于1957年邓散木被打成右派，加上心计沉闷、疾病缠身，莫得能够写完一副全套的教科书的单个铜模字。

    二是为了促进学生练好简化字书道，邓散木还书写了结合语文课本学习的学生字帖，如《四体简化字谱》《简化字楷体字帖》（翰墨纠正出书社1965）等，在书道尤其是硬笔书道的普及教训方面有较大孝敬。这类字帖，巧妙规定，好意思不雅大方，主要供入门者习字用，亦然我国第一本简化字钢笔字帖。履行上早在新中国设立前，他将遍及的元气心灵用于书道普及及翰墨实用书写的践诺责任，也影响到他对艺术深度的进一步探索。1949年，邓散木与书道家白蕉合著出书的《钢笔字范》（万象藏书楼），是中国出书刊行的第一本楷、行、草钢笔字帖，可谓开启了硬笔书道之先河。况且，1955年香港上海印书馆还出书了邓散木《邓粪翁书钢笔字范》。这些书本全面精细地先容了钢笔的握管花式，楷书的基本运笔和钢笔书写笔法，精写了楷、行、草的三体字范。

    在东谈主教社责任工夫，邓散木十分宽恕书道普及劳动，积极参加组织中国书道商讨社，举办讲座，编印教材，广为宣传。他的犬子邓国治回忆说：

    1955年，东谈主民教训出书社要出书一套世界谐和使用的小学语文课本，邀父亲来北京责任，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生涯上有了保险。从1955年到1957年，除了书写小学课本、铅字铜模外，父亲还积极参加组织了中国书道商讨社，主理书道讲座，参加筹划开国以来的第一届时东谈主书道展览等等，为发扬光大书道艺术传统作念了很多责任。（《我的父亲邓散木》，《东谈主物》1982年第6期）

    铭记五十年代中期，北京举办“中学生书道展览”，爸爸其时腿病已较严重，他不但扶病去参不雅，还把每一个作家的名字、年事、学校、年级详详确细地记下来，回家后兴趣兴趣勃勃地逢东谈主就讲。（《剩有未干江海笔 颓龄报国多余情——回忆父亲邓散木》，《好意思术》1980年10期）

    对于上述责任情况，邓散木在《六十自讼》（1957）中是这么说的：“国度百政新，兴革事弥巨。汉字病繁异，删简利众庶。招我来京都府，书范备镕铸。殚想供一得，何敢惜衰暮。……往昔矜三长，诗书与描述。造门多驵侩，伏案为粒食。今许效区区，始为大众役。书苑茁仙葩，浇灌诚有责。”

    晚年窘境之邓散木

    邓散木晚年境遇多舛，精神上、体魄上、生涯上接二连三地受到打击。1957年，在大鸣大放和反右劝诱中，秉性爽脆的邓散木以民盟会员、中国书道商讨社社员身份，上书提了两方面的意见：一是对文化管制部门不心疼书道电刻，评话道电刻不是艺术的意见，作了《书道电刻是否孤儿》《救救书道电刻艺术》的书面发言，为书道电刻请命；二是认为不应安详给张伯驹等东谈主扣右派帽子，安详下论断，这是压制鸣放、自造流派。同期，由张伯驹主理，邓散木参加筹组的中国书道商讨社也被定成了“反党”组织。张伯驹是大储藏家，对字画电刻十分在行，是邓散木在北京意识的京都绅士。张又与邓散木不雅点疏导，两东谈主遂成好友。岂料“反右”劝诱从天而下，有东谈主写大字呈报发张伯驹。邓散木看了大字报，心里十分脑怒，认为那大字报险些是一片胡言。于是他手合手生花妙笔，用他那一手知名的书道也写了张大字报赐与反驳。于艺术他造诣深通，于政事上却十分蠢笨，他不知谈在劝诱中反驳就是一条罪恶，可能是违背了《见知》规定右派分子的终末一条圭臬：“为犯有上述罪戾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谍报。”未几时，邓散木与张伯驹分手被晓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成为中国好意思术界知名五大右派分子（其他四位为刘海粟、庞薰琹、江丰、丁聪）。这险些把邓散木吓呆了。可他并不是东谈主教社的考究员工，他的责任是特约、临时性的。他被交与街谈居委会监管。受此打击，可怜迭至，政事上备受悔怨，生涯亦乏保险，以抄录供影印之书稿薪金为生，还扫过巷子。他在以前那种“伟貌飒爽”的精神现象隐匿了，整天书空咄咄。随后几年，他手、足、胃三个部件都出了谬误，畅通住了三次病院，动了两次大手术，尤其是因左下肢动脉硬化而截去一足，步辇儿只可靠手杖了。他从截肢起，就更名为“一足”。

    在重重压力眼前，邓散木是刚劲的，耐久莫得丢开他所钟爱的书道与刻印，其晚年作品功力不仅涓滴未减，反而更添奇崛之气。他刻了一方印“白头唯有诚心存”，只有体魄要求许可，他必对峙临池、念书；在东谈主生终末几年当中，他饮泣吞声、身残志坚、春蚕吐丝、不遗余力，以“堂堂霸气在，一足抵十夫”“剩有未干江海笔，颓龄报国多余情”的豪放气派，译注了《荀子》二十三章数十万言，并解释了《书谱欧阳结体三十六法》等古代书情表面，还破耗遍及元气心灵和时候编写一些书道普及读物和字帖，如《中国书道演变简史》《奈何临帖》《草书写法》等。这些著述或手迹，直到纠正敞开后才得以问世，其全面竖立卓然于20世纪艺术人人之林，恩泽后世，影响于今。仅上世纪80年代，《东谈主民日报》就发表过四条与邓散木预计的新闻报谈：《邓散木金石、书道展不雅后》（苏伟堂，1980年8月29日）、《邓散木遗著〈钢笔字写法〉出书》（1982年4月4日）、《邓散木遗作捐赠典礼在京举行》（1983年12月3日）、《邓散木书刻艺术作品在上海展出》（1988年9月6日）。其中，《邓散木书刻艺术作品在上海展出》这则消息称：“现代知名书道电刻艺术家邓散木的书刻艺术作品9月3日起在他的闾阎上海展出。故于1963年的邓散木，生前责任于北京东谈主民教训出书社。他一世治学严谨，著述丰富，所书篆、隶、真、草各体，自出一家。我国几代学生使用的字帖等于由邓散木先生书写，制成铜模的。1983年，邓先生夫东谈见识建权将他的书道电刻作品特殊他牵挂文物计2000余件沿途捐献给国度。与此同期，其《电刻学》《邓散木印谱》特殊书道电刻的普及读物，也在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出书和平庸传播，对发展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普及书道电刻艺术作念出了枢纽孝敬。”

    2018年，黑龙江东谈主民出书社出书了《邓散木全集》（庞学臣编），共52卷，收录了邓散术先生的作品近千件、储藏近400件，文房四宝、斗争信件、日志、生涯用品等340余件，分为作品、储藏、生涯掠影、建馆题赠四大板块。该书以邓散木先生所创作的诗词、书道、画图、电刻、印谱、著述手稿、文房、生涯器用以及与同期期艺术家的来往书信，向东谈主们展示了这位艺术家的风范，也向东谈主们展示了这位艺术家半个世纪以来繁难跋涉的东谈主生历程。“作为学者和艺术家，邓散木不仅在诗、文、书、画、印等方面造诣超卓，且他的小儿之心、他的公益精神、他的书生仗义、他的旌旗显着等都具有私有性，也时刻彰显出东谈主性的色泽，具有率先垂范后东谈主的积极风趣和榜样作用。”（梁鸿：《霸气堂堂在 一足抵十夫——回眸邓散木艺术东谈主生的终末八年》成都 男同，《荣宝斋》2019年第4期）